因为这种权威，他还会对自己的子女，如出一辙地使用，代际继承，子子孙孙…
“不听话”，比“犯错”，在儒教的价值观里更加不可饶恕。
判断是否“不听话”的标准，由直系长辈钦定；“不听话”主要看态度，不仅看做事。
多少次异姓革命，对这种家长制，没有任何触及。民国也好，共区也罢，没那个政治家，敢对父母延续数千年管子女的这种模式，公开在政策上给予全盘否定的。
逸仙的父亲在那里算是比较开明的。即便如此，偶尔在外心情不好，回来看她不爽，她尚未来得及砸碎物件或出言不逊，便是打了几下出出气。
没有人会认为，这样的事，父亲不对。他们会拿出各种理由：你父亲在外面很辛苦；你作为晚辈怎么能跟“上人”（方言，指代直系长辈）好意思斤斤计较；说不准是为你好…
她认识的所有老家的同龄人，一律经过了这样的教育。等他们长到与自己的父母一般年纪，有了一样的子女，也用起一样的家长权力，做着一样的“做规矩”。
泥石罚跪一夜星，家法板子清脆明。喝骂不止耳刮灵，周而复始又一期。
“我想要创造未知，不断地用生命去挑战一切可以挑战的事。虽然我喜欢波旁王朝，希望君主制的复辟，我依然要过我自己的日子。”
逸仙不知道，这番话，是不是共和的全部心声。
“我是没有你那样的大气。”逸仙怎好意思，把自己“出差避祸”的隐私抖搂出来？
“只有自家人最信得过。不是一个姓的可以随时随地出卖。”
这是儒教小农社会的基本规则之一。逸仙无法脱离自己的出身环境，即使人已不在原地。
原生环境的影响，并不会随着以后环境的变化，有根本的改变。
因为任何人都有三观。三观的基础，是从小见识的那些“熏陶”，那些对整个人生的判断选择都有决定性的作用。
其后的那些见闻，不过是在这些“熏陶”之上刻画花纹，而不会否定主干本身。
没有竹笋，怎得长竹子？
“是啊，如果你真的有那意思，我也不会设法托关系，给你带来那几位安排工作。
我啊，身为舰娘想要证明的是，就算是某些臭男人嘴里骂骂咧咧的‘臭婊子’的女性，也是可以扛着枪炮，在海上叱诧风云，证明自己比那些整天拿女性骂人的废物强多的。哈哈。”
共和其他方面至今云里雾里不清楚，不过肯定不是唐玄宗那样纵情歌舞养虎为患的性格。
可能也是家庭的影响吧…她会有这样的心机…
在摩洛哥的时候，绝少听她细讲家里的情况。普及西班牙的君主制历史倒是她所热衷的。
她始终难以在对方真挚的热情之下，彻底地…
逸仙只得说服自己，大家都是留底牌的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杞人忧天提前会吓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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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第三十六章]
饭后，逸仙找共和，摆脱一件事。
“你是说，让我把他叫过来，给她们教法语和西班牙语？”
共和满脸不可思议。按理说，逸仙与刘务芹她们是老乡，也会法语与西语…
“你这妮子，是想男人了吧？”
“去你的荤玩笑，虽然我是有意思…不过，我说的好歹是正事。”
逸仙一通解释，共和听了很久，然后，梳理一下思路…
“你是说，只有‘正宗的外国人’，才行？”
逸仙这里有点私心：她感觉共和有点野心，怕刘务芹她们改抱共和的大腿，所以没把这个活交给共和。
“是的，学外语，总得找个正宗的。”
也许逸仙坚决反对西洋与东洋的军事政治殖民主义；
但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洋大人”强大的物质文明，以及早就这一文明的思想体系，在中国的读书人已经有了不言自明的强大影响力。
日本虽然也是列强，究竟是古代中国熟悉的“倭寇”，其强盛也完全来自于对西洋文明的模仿。
“学生”究竟比不得“师傅”源流正宗。学“学生”一定不如直接学“师傅”。中国主流的知识分子还是更仰慕欧美的文化。
辅仁大学、燕京大学等中国著名的学校，很多是欧美基督教教会组建，而且一经成立，马上就成了除北京大学、东北大学等公立学校之外，学术优异欣欣向荣的名校。
胡适等一部分文化界名流，更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等欧美名校留学回国，轻松凭借西洋学历一跃成名的。
即使是“丘八”气息浓厚的国民政府，其间担当要职的多的是西化派。如孔祥熙、宋子文之流“皇亲国戚”直接就是与欧美关系紧密的买办资格上位。
1935年成立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其第一处处长徐恩曾，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硕士毕业回国，经CC系推荐入职这个日后被叫“中统”的第一处当一把手。
造反的共党走得更远，以瞿秋白等人为代表在海参崴远东左派大会上提出了明确的“汉字拉丁化”的方案，要用“文字的革命”“革”了“反文明”的汉字的“命”。
这一影响先是共党瑞金“苏区”实施，后延续至陕北“苏区”，如出版的报纸等废除汉字，全盘使用字母化的拉丁字汉语。
他们只是反对国民政府的欧美派西化路线，并不反对乃至积极拥护苏俄代表的俄式西化路线，要建立的也将是苏俄式的“新”社会。
欧美文化对政界和学界的全方位渗透，让逸仙不可避免地，用“是否西方化”的标准来看待“是否文明”，非“西方”一般即非“文明“。
国内许多人未必一定是亲日派，却对日本侵略倍感绝望，原因之一便是日本比中国更西方化：教育普及，工业发达，自主设计生产军备，列强的地位…
这样的中国，按这些人的说法， 是打不过更文明化的日本帝国的。
逸仙未必对几乎必然要来的抗战如此悲观；其对西方化的态度，却与他们非常一致。
“跟正宗的西方人，学正宗的外语，比跟着我这样的二把刀学，更正宗。“
记得以前学英语，老师就直白地这么说：
“英语如果既学不得美国口音，也学不得英国口音，则不如不学，丢人。”
很长时间，她不敢跟外国人用英语搭话，原因之一便是“如果说话带方言口音，岂不是丢人”。
法语与西班牙语想必也是同理。逸仙自己人前人后练习很长时间，笔记记了一大摞，有点底子才敢拿学的那点去给人亮相。
不为别的，即使是不学外语的环境，在国人的文化人圈子，如果表现地“不够得体”，一群人能把人喷得体无完肤。
前清时儒学的地位，进了民国就被西学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
不懂西学，不会外语，不配算数一数二的文化人。哪怕是没去过欧美的杂文大作家鲁迅，最少也会日语，住过上海日租界（公共租界日本专属区）。
如果不懂这种文化人的氛围是个怎么回事，可以回顾曾国藩死后，清朝翰林们评选曾是否配作为大儒“配祀”孔庙。
结果，主流意见否定了这个提议。原因是曾国藩学习的内容很杂（官场实际业务需要），没有现任大儒公认经典的儒学著作问世，而且主要专精于官场（四十岁当二品刑部侍郎）与战场（组建湘军，剿灭太平军与捻军），不适合作为一个专精儒学、足够学术的大儒被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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