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第四十五章]
夜晚的疯狂之间，共和貌似无意，问了逸仙一句：
“你还对君主制过敏吗？”
逸仙自来西班牙以后，脱离了国内的环境，反过来也开始思考国内的历史。
民国自1912年辛亥革命成功，以西方价值观为尊。
袁世凯、徐世昌、张作霖等个别首脑尊孔，还会被文化界唾骂成“反动”。
“恨乌及乌”。君主制由此也成了被黑的靶子。
可是，废除了帝制，共和，真的成功了吗？
是啊，没有了大皇帝，活出了一堆小皇帝。
如果说清朝的皇帝与西太后独裁还要顾及一下全国的统治，民国以后的政客只要脚底抹油，跑进租界、英属香港、日属大连，远一点还可以“赴欧考察”，那么可劲地贪污。
“预征到1960年的租税”，已经是民国的一个鲜明写照：
官员与军阀在失去了更高一级的监控时，放开胆子贪污腐败，一旦失败马上转进租界、老家或欧美日的其他地盘，继续吃着腐败来的金山银山的福利。
很多人特别聪明地躲在租界这些近的“治外法权地带”，为的是只要国内风向一变，立刻跳出来杀个回马枪。
不说远的例子，单说国民党，汪精卫、胡汉民因为内部斗争失败，去过欧洲“考察”，去过上海“租界”，汪还去过英属香港遥控指挥西南军阀反蒋。
这样的一群人，在表面上大力抨击前清的统治，鼓吹辛亥革命以来的所谓“道统”。
然而，即使是被主流黑的清朝，钢铁产量远超民国不说，自造舰船数量也远超民国。
民国建立至今，唯一一个在本土培训的舰娘，逸仙一人。
军阀们的表演更是精彩：胜利通电“讨贼“，败退通电“下野”，看风头好了马上再从租界杀出”收拢旧部“”重整旗鼓“。
也许他们仿佛面临世界末日一般的横征暴敛，比直接战斗造成的人员财产损失要严重得多。
这一点，湖南军阀唐生智最有发言权：
先是被投靠直系的赵恒惕打压，无奈相应北伐军反赵；
再是默许许克祥等人兵变，打压共产党，架空武汉国民政府；
再是利用宁汉合流逼走汪精卫，一度割据湖南、湖北、江西等省；
再是被南京特委会（西山会议派+桂系）讨伐，首度下野入租界；
再是蒋桂战争投靠蒋介石，说服冀东等地的旧部反叛桂系；
再是一度和石友三等人策划反蒋，失败后二次下野“修仙“；
再是1931年两广事变，加入汪派领导的广州政府反蒋…
军队只是个资本。投资在哪里与一般的商业行为毫无差别。
可能因为如此，日本于1931年入侵满洲，苏联于1934年入侵新疆；
民国这些内战军队，竟没有一个敢去打日本、打苏联。
日本兵占了三分之一个长城，策反殷汝耕与锡林郭勒德王叛变自立；
苏联兵横扫全疆，前锋占领至新疆与内地的唯一枢纽星星峡；
前清军队虽然腐败无能，但是俄军入侵东北尚有黑龙江将军吞金自杀也不投降，主流舆论也能对俄同仇敌忾…
前清的甲午战争，虽然如叶志超之辈闻风而逃，虽然有北洋水师的投降派，可尚且还没有熙洽（九一八事变时任吉林省代理省主席）这样主动开省城投敌当官的，尚且还没有殷汝耕（浙江人，时任南京政府冀东“特别区域“特派员）主动“独立反共”、攻打通县的…
反观现在，“低调“盛行，多的是”日本是文明国家，中国是不文明国家，所以中国抵抗日本是自取灭亡“的”文明消灭野蛮“的调子。
——没有一个皇帝一样的存在，看管着这群给点雨水就敢兴风作浪的官僚与军人，能行吗？
推翻了一个皇帝，换来了这样毫无廉耻的千万个蛀虫的肆意泛滥。
如果说清朝灭亡，除去棉纺等轻工业、物价、流通的外国货币（包括欧美日私营银行绕开中国政府印刷的“银行券”，可套换中国金属货币、实物等）；
那么，天灾人祸的增长，官员的不作为与贪污，军阀的强征款项与奢侈，是比前清有着显而易见的巨大“烬步”的。
唯一的好处，是任何一个奴隶，只要有胆子，有运气，敢闯敢拼，在这个旧秩序土崩瓦解、新秩序初见雏形的关口，实现阶级跨越的难度，比太平盛世阶级固化、绝大多数人一生不可能突破阶级壁垒的难关要低很多。
…逸仙在这个问题上，不得不更深地质疑过去的自己：
西方的那一套，适合中国吗？
最初孙中山等人号召民主共和，曾颇为形象地将民主评价为选饭店，“客户”对“老板”不满意可以“投票”换个“饭馆”。
如此天真可笑的逻辑，在中国严酷的政治现实里彻底碰壁：
老百姓普遍没有全国性的组织意识，缺少超越村社的普遍结社意识，对官员军阀的腐败感到不满了，或者零星骚乱起事，或者上山当土匪，没有正当的渠道反馈意见；
地方官府基本沿袭前清的风气，又少了前清的上级监督的力度，于是不管打赢打输官司都要死命要“办事费”的风气，不顾物价上涨与地租原价稳定地泛滥；
大多数官员与军阀的风气如前所述，国家亡了，大不了携款走人，或者投降新主子混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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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第四十六章]
表面上说，共和的政权是大家的，任何人在行使权力是不能有私心杂念；
实际上说，所有人的财产是私有的，自家的财产不归别人家，而且大多数人比起参政议政，更关心自己眼前的利益。
用一个中国尽人皆知的道理形容，便是：如果没到饿死人的地步，何必要反叛朝廷？
李自成起义的陕北，是一个明朝当地人都能说“大旱连年，出延安城可见人相食，单人出城性命不保“（具体详情参见《明末农民战争史》引用的几则明代人笔记）的恶劣环境；
江南富饶的财源，没有一丝一毫，落在这些啃着人骨头、冒着“肿胀而死“也要生存的灾民头上，李自成之前几批起义军大多战斗到死的精神也就是从这些人里面爆发出来的。
如果没有这样严重，如果还有地方逃荒，那中国的汉族多数人，便会像胡适在自己的一篇关于全盘西化的文章所说：
天旱了，只会求雨；河决了，只会拜金龙大王；风浪大了，只会祷告虚构的观音菩萨或天后娘娘；
荒年了，等着逃荒去；瘟疫来了，只好闭门等死；病上身了，只好求神许愿；
树砍完了，只好烧茅草；山都精光了，只好对着叹气。
最后，胡适为代表的全盘西化派——也是民国以来社会的时髦派——主张如下：
这样又蠢又懒的民族，不能征服物质，便完全被压死在物质环境之下，成了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民族。
他们的答案便是“全盘西化”，全面否定“旧道德”，并且“不要怕丧失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因为绝大多数人的惰性已尽够保守那旧文化了，用不着你们少年人去担心“。
顺着这个思路，“日本寿司远胜满汉全席“、”汉字不如拉丁字母文明开化“（瞿秋白等废除汉字派提出废汉字的理由之一是“旧道德挂钩的汉字不够革命”）等等甚嚣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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