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的,呵呵,没想到逸仙你的亲戚,都是这么有意思的人哪…”
西班牙不是法国。共和不是法国大革命后喊着”Vive le roi”(法语:国王万岁)然后打着白旗冲锋的旺代保王党。
(注:旺代暴乱期间,当地农民组成的保王党军队打白旗与革命军作战;此后这面白旗作为“反对共和”的象征成为1815-1830年七月革命期间法国复辟王朝的国旗。)
尽管起事不可避免要屠杀,赤色分子这么多不杀上一杀根本解决不了“病根”;
至少她觉得会比法国革命的革命政府仁慈,不会重演旺代省屠杀一空的极端情况。
她不会因为某些成员看起来不够高雅而不与之为伍:只要推翻“莫斯科遥控”的马德里共和政府,即使是摩洛哥的逊尼派穆斯林兵团,也是志同道合的“反革命”同志。
何况,比起这些越来越显得遥远的理由,她们是逸仙的亲戚,她喜欢逸仙,所以,没必要计较太多。
“放心,我会跟其他人打好招呼的。倒是逸仙,麻烦你把她们叫回来好吗?我们要坐火车了。”
逸仙只得连连道歉,再板着脸把到处玩去的三个人叫回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带到了火车站。
“¿Ellas? ¿No las marroquís?”(西语:她们是?不是摩洛哥人吗?)
这座城市,自从西班牙失去新大陆的殖民地,一百多年,再也没见过传说中的黄种人。
新大陆仅存的、说西班牙语的印第安人(克丘亚人、瓜拉尼人、玛雅人等),与黄白混血的莫斯蒂佐人(西语混血人之意),无缘无故,不会大老远来这座无出彩之处的小城市。
除去附近进进出出海峡的各国船舶,一海之隔的英属直布罗陀的舰娘偶尔会来这里做客。
面对着检票后一脸懵逼的检票员,逸仙苦笑一声,带者剩下三个“农村娃“上车。
因为是订的包厢,逸仙担心,从来没上过火车的她们会惹出什么乱子,要先上车,详细地把很多规矩讲清楚,不许她们不注意乱来。
在逸仙忙着给三个亲戚做规矩的时候,身后的事,由共和负责:
“Son las chinas, y también son las amigas miyas. No problema.“(西语:她们是中国人,而且,她们是我的朋友。没事的。)
海军近来说要招两个重型巡洋舰舰娘,名字都起好了“巴利阿里“与”加那利“。左派的水兵,同情他们的城市市民肯定是不行的。其他地方一时半会没什么好的人选…
要不,让她们试试,怎么样?摩洛哥出身的穆斯林都可以当兵保卫西班牙,那么多出两个祖籍中国的重巡舰娘纵横伊比利亚的海疆,不算雷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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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第二十六章]
上了车,逸仙和共和一个包厢,剩下三个人分两个包厢住。
一个包厢只有两张床,好在设施还行。在刚上车的时候,逸仙特意跟她们三个手把手教怎么用这些设施,免得她们把老家上茅厕粪坑的那些习惯带过来塘相(皖中土话“丢人“)。
因为她们是真的不懂,一个是看“小姐“面子行事,一个是担心真的在”城里人“面前塘相,再一个也考虑到以后要在这边长期混需要学常识,听得倒也认真。
逸仙讲解这些有点八婆,可是不讲,她们三个肯定不懂,后面一定会闹出笑话。
“你去跟她们说吧,没事的,我在这里看看风景。“
共和用一种大度包容的心态,面对逸仙甩开她去跟她家三个远亲勾肩搭背的现实。
反正已经到了西班牙的本土了。货真价实的欧洲大陆。
“好了,小姐,差不多都讲完了吧?“
厉二璇把手上在做的鞋底放下来。来西国之前,她觉着自家实在没什么好东西拿出来送礼,于是带了几个鞋底出来绣,戏水鸳鸯,葫芦伴藤,都是恩恩爱爱、福禄绵长的好象征。
“你看看,我穿的什么?“
“知道啊。平底鞋嘛。小姐,您放心,走之前我特意跟人问过尺码,这鞋垫,肯定放得进去的。不就是西洋鞋子吗,放不了个咱老家的鞋垫?“
“小姐,您别管那裁缝了。您跟咱们说说,这欧洲是个什么地方?真的跟洋鬼子和假洋鬼子说的那样,到处挣大钱?“
刘务芹虽然是逸仙的同姓亲戚,在“穷亲戚难登富门槛“上颇有自知之明。
“唉,我得告诉你们,这欧洲肯定没有那么有钱。这么说吧,现在这边闹一个叫经济危机的东西…哦,换个词吧,咱们农村偶尔有个灾荒晓得吧?“
“晓得。可是,您看,外面的田野,没有啥子灾荒啊?没有蝗虫,没有水灾,没有大旱,年景挺好的啊。“
“等你们待得时间长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逸仙心想,果然,隔行如隔山,要在短时间内把经济危机的原理,跟她们三个习惯乡村封闭生活的人说清楚,很困难,还要顾及她们的面子,不要说伤人的话。
有些事,内容对错姑且不论,如果言辞伤人,内容再对都要得罪个人到大为光火的。
“这么说吧…“
既然她们听不懂西方化的术语与概念,用老家常见的现象来解释,最少让她们先能接受这样光怪陆离的现实…
“贪官你们知道吧?奸商你们知道吧?这欧洲发达这么多年,贪官与奸商一起操纵价格发财,然后这年景看着很好,对吧?他们发不了财,于是故意在市面上制造谣言,再囤积居奇,人心惶惶,这市面就乱了,很多人也就穷了。“
“这样啊…“
逸仙知道,要让习惯于面朝黄土背朝天——农村女孩子干农活是家常便饭——的中式农民,理解这套西方社会的运作规则,套用西方的术语然后责难后者听不懂是愚蠢的行为。
中国的农村,在这个时空是很穷的。
仅仅长江大水,流民四散,进武汉等城市后衣食无着,饿死病死的可以用板车一车车地拉走埋掉,像是拉一堆柴火或者秸秆。
她们三个亲戚家境算可以,也只能说是算可以了;至少不像很多人家住草顶房,吃树皮,吃散的蚂蚱(蝗灾的不仅极端难吃而且蝗虫成群敢咬人),吃土…
她们依然是一年只有过年,勉勉强强图个喜庆,吃上些许用水冲稀的米饭。一年到头,主食是芋头、土豆等好搞到的粮食作物。
家里种的庄稼和蔬菜要拿去换钱,养的鸡鸭牲畜要拿去换钱;只有耕牛不能去换钱,因为是唯一可以拉动笨重耕具的“劳动力“。
换来的钱,能买点私盐(比各种附加税上身的官盐便宜)、布匹等日用品,打磨个剪子、菜刀之类的,锅破了要补,瓦缺了要买或者用草顶子垫一下,加之红白喜事等必须要花钱筹办的要事,这些没有不吃钱的。
这三个亲戚,自然完全理解不了,为什么在一个没有蝗灾、水灾、旱灾、战乱、厘金盘剥等中国古代史史不绝书的天灾人祸的欧洲,居然会有饥饿与贫困滋生的所谓经济危机。
“可惜啊,年景这么好,庄稼长得这么旺,居然还有贪官与奸商,唉。“
王观萍拿着逸仙代买的西班牙小油条,跟吃馓子(注:回民与中部西北部汉民地区的一种面食,用面粉制成根条入锅油炸,卷根成盘地取出食用)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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