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任后姐夫第一件事便是重审那些传销犯，挖掘大黄他们的信息。
可惜搞传销的基本弱智，只能证明大黄他们到达的时间和从洗浴中心跑出来的时间吻合，以及一些基本特征，其他一问三不知。
第二件事是组织了几十人利用天眼工程、天网工程，对市医院、传销老巢附近的每一个路口、大威车经过的整条路线的所有探头录下的资料进行辨看。
同时对若曦、大威、老板的手机纪录进行检查，力求发现每一个可能的细节。
平行进行的是核实若曦“招供”的问题。为此姐夫询问了若曦。
询问证明若曦果然是被疲劳战术下被拖垮的。
三、四个人轮流审问，换人不换马。
疑犯不许吃饭、不许喝水、不许睡觉；只许用一个姿势坐着，同一个问题很可能会问上很多遍，夜里还要承受强光照射。
这种状态下一连十几个小时不停的询问会使被询问人产生尽快摆脱这种状态的强烈欲望，从而答应警察的所有要求。
这种手段得到的结果办案时有一个通用名称，“心理崩溃”。
按照中国现行法规，审讯得出的“口供”是不能作为呈堂证据的。
但是用由此得到的信息找到的证据不在其列。
例如强审中疑犯的认罪无法使用；但是如果她同时供出了作案工具的抛弃地点，然后在供认的地点找到了作案工具，确认了上面的痕迹（例如：受害者的血迹和疑犯的指纹），这些作案工具就可以作为有效证据了。
当警察认为有很大的把握，但是疑犯又很顽固，没有足够、可信的证据的时候，警察还是愿意使用这个手段。
快、省事，甚至是唯一的途径。
目前这种情况下，若曦这样细皮嫩肉、弱不禁风的样子，不要说打了，手重的摸一下都会留下痕迹。
想逼她开口怎么办？
只能让她“心理崩溃”。
在这种情况下，若曦的思维出现恍惚，接受了审问人员反复不停的暗示，自己也认为自己杀了大威。其实她承认的“实事”根本不存在。
既然若曦的供述不实，其他侦查工作便必须马上跟上。
辨看组工作开始时间不长，大黄的身影便已开始显现。
一次在警校大门附近，另一次在市医院的后门，明显与大威的行动轨迹重合。
眼睛发直的警察们至此相视会心的一笑，艰苦工作的成果出来了。
大家这才敢喝口水，揉揉眼睛。
看来大黄和谋杀案脱不了关系。
大康的估计是正确的。
“没有进？”姐夫几乎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
但监控显示：大黄他们在医院后门附近似乎等了很久。
因为医院后们的监控探头是枪机（指摄像探头的类型），因此他们知道如何躲开监视。
如果是球机便没有这样的问题。
这样的结果是只看到过一两次大黄的身影一闪而过，但是这已经足够证明大黄他们并没有进入医院，而是选择在门口守候。
“也许是坐车进去的？”姐夫猜想。
下一个步骤自然而然是将事发前后市中心医院24个楼层的所有电梯、楼梯出入口的人流作一一对应的辨认。
“从哪里过来，到哪里去，几千名患者，数百名职工，每一个人都要有对得上的视频证明。特别要注意我们找的是大黄和三愣子。”
姐夫轮流走过每一个正在分析的警员。
“医院里人那么多，而且都在移动，几十个G的工作量！是不是太大了？”有人担心。
“人命关天。不管多大的信息量也要查。”姐夫说。
仍然没有发现大黄的身影。
“他们飞到7楼的？”姐夫更加不明白了。
收获还是有的，分析发现有两个人，一名医务人员和一个青年人先后进上六楼的楼梯，然后半个小时后才从原来进入的楼梯口出来。
而其他任何楼层的楼梯出口都没有见过他们的身影。
“他们在楼梯间里干什么？”
由于楼梯通道里没有监控，经当时去过楼梯的本医院工作人员回忆，并没有人长时间停留在楼梯里
“他们在不停的走动？”姐夫想，“或者是他们去了七楼。七楼的监控那天很蹊跷的坏了。”
经医院领导辨认，那名本院的工作人员是急诊部的王护士长。于是王护士长被请到了7楼的一个房间。
“请你来是想了解点情况。”姐夫客气的说。
姐夫立即发现王护士长非常紧张。
“大威遇害的那天您在医院上班吗？”姐夫随便问道。
王护士长只能点头。
“那天几点几分，都去了哪了能说一下吗。”姐夫回了一下头，意思是让人准备做笔录。
“连市委徐书记都不能审问我。你们叫徐书记来。”王护士长说。
“这不是审问。就是一般的了解情况。所有的人都要问到，您是领导所以先问您。如果徐书记在也会这样劝你的。您为什么这么紧张？”
姐夫仍然不慌不忙的说。
同时让人倒了一杯热茶给护士长。
王护士长知道躲不过，只好将那天的工作大概说了一下，但是有意避开了是否离开过岗位。
“没去别的楼层吗？”
“自己的事都忙不过来呢。”
王护士长说着喝了一口茶以掩饰她的不安。
这句话的意思是让对方自己分析，得出她没有离开工作岗位的结论。
但是又不承担说谎的责任。
“你再想想。用不用我提醒？”姐夫说。
“噢，坐电梯去了趟六楼。”
王护士长的阴谋没有得逞。
这属于简单的机智，随便使一招，不成功便立即讲实话，否则即兴的假话讲多了，自己都记不全了，很快便要露马脚。
“从六楼你又去哪了？”
“上厕所去啦。下面厕所人多。以后是不是上厕所都要带个证人。”护士长还是带有抵触情绪。这是心虚的一种表现。姐夫捕捉到了这点。
“我是说你从六楼的楼梯又去哪了？。”
护士长不说话了。
如果是一个有经验的疑犯，考虑到警察已经从视频看到自己进了楼梯，他可能会选择耍赖或沉默。
尽管警察总是吓唬疑犯“你不说我们照样可以给你定罪。”
但实际上除非警察查到了其他铁证，否则他就是不能定罪。
而“其他铁证”的获得通常都需要疑犯的配合。
所以只要顶住“心理崩溃”，在重证据，轻口供的今天，警察没有别的方法。
但是护士长不会这样做。护士是一个非常崇高的职业，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一般都非常诚实、敬业、善良。也许有时会做错事，但那不是主流。
“用我给你看录像吗？说吧，那个人是谁？你们两个去哪了？干什么去了？”
姐夫说，好像他已经知道了全部，询问不过是走过场一样。
王护士长的心理防线瞬间被攻破了。
那天不堪回首的情形仿佛回到了眼前。
“去七楼。他是徐小臣。市委徐书记的儿子。”
王护士长之所以这么容易的松口，是因为她认为抬出了市委书记的儿子警察一般不敢动。
（温馨提示：请关闭畅读或阅读模式，否则内容无法正常显示）